两汉总共历时400余年，经历了三个时期：西汉(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)、新莽(公元8年一23年)、东汉(公)(125年一220年),汉代政治比较安定，经济发展迅速，国力张盛。文化艺术得到长足发展，为魏晋时“文学艺术的自觉”奠定了基础。西汉时篆书仍为官方正体，但其地位受到隶书的挑战。到西汉晚期，隶书发展成熟，风格各异的隶书作品开始出现。再至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，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，无论用笔特点、结构布局都形成了隶书的基本规范体系。章草是隶书的草写，汉时的一伙文人，如崔媛、杜度等长于此体。另外，今草、行书、楷书亏也都在汉末滥脑。
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，都不以“碑”称名，如《鲁北陛石题字》、《祝其卿坟坛刻石》、《上谷府卿坟坛刻石》、《群臣上寿刻石》、《霍去病墓刻石》、《中殿刻石》等，数量不少，但形制比较简单，书法风格却多种多样。有些篆书体势较开阔，笔画细劲瘦硬，但笔势流动，表现出一与秦篆不同的风格。同时篆、隶相杂的作品大址存在，显然受到了求朽流行的影响。西汉时期的隶书石刻作品存世有《杨星买山地记》，结构浑朴，体势宽绰，用笔圆劲，己有明糙波碟，意居篆、隶之间。字形大小及布白参差错落，率真稚拙，气韵散漫，显出民间书法的淳朴风貌。(五凤二年刻石》充满淳朴古质之气，用笔沉稳爽利，不假雕饰，境界淡泊高远，滤去了浮躁与火气，少字数透出大气象。
东汉以后，碑刻大兴，而小篆的地位己经被隶书取代，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。篆书代表作有《开母庙石阙铭》、《少室石阙铭》，篆法方圆茂满，雄浑厚垂，大气磅礴，线条丰肢，行笔提按顿挫明显，笔致圆转流动，行运自然。《袁安碑》，《袁敞碑》，体势宽博，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：用笔浑厚，一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。一般认为，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，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。《祀三公山碑》，开拓了汉代篆书的新风格，它字形在篆、隶之间，错落随意，又于方正的字形中运用方折的笔画，撑满字格，无论笔画、结字都一反秦小篆的常规。整体肴来，字形方正，气势恢宏，这种篆书的新而日,为后来的书家所吸视。
东汉隶书碑刻流传到今天的有一二百种，可谓五彩缤纷，朴姿百态，各臻其妙。其中法度严谨一些的有《乙瑛碑》、《史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张景碑》、(华山碑》、(孔宙碑》、《朝侯小户残碑》、《王舍人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鲜于磺碑》、《张迁碑》等。
《乙瑛碑》工枯匀适，组织严密，用笔极有法度，粗细统一，间架结构整齐，方正凝重。全幅秀逸清丽，尤其雁尾的姿态非常优美，长笔多曲势。是成熟汉隶的代表作之一。《史晨碑》用笔精工细致，逆入平出，造型秀美多姿，波挑神采飞逸，幸法疏密匀适，结构谨严严，气韵灵动。《张迁碑》用笔以方笔为主，起收处都如截铁，方严高古，方劲沉着，在方正中时时有歌正的变化，于朴厚遒劲中见秀媚灵动。碑阴的题名，书法更是流畅自然，更见灵秀。此碑全篇章法茂密，为汉碑中雄强一派的典型。此碑与《鲜于磺碑》同属一路，《张迁碑》刚劲矫健胜，而《鲜于磺碑》则雄浑淳朴胜。
《礼器碑》，在汉隶中风格独特。此碑笔道瘦劲且富于轻垂变化，前人曾喻为“瘦劲如铁，变化若龙”。其结字紧密严整而又见开张舒展，斜中取正，一字重出者各不相同。清代王澎爱此碑，曾在《虚舟题跋》中说：“唯韩救(《礼器碑》)无美不备，以为清超却又遒劲：以为进劲，却又肃括。自有分隶以来，莫有超妙如此碑者。”
《曹全碑》在汉碑中以粼逸委婉、圆润秀丽的风格见胜。此碑书法结构扁平匀招，川笔以圆笔为宗，不废方笔，细条流利婉畅，美妙多姿。杨守敬跋此碑说：“前人多称其分法之佳尝以质之孺初，孺初曰：‘分书之有(曹全》犹真、行之有赵、董。”可谓知言。”在东汉碑刻中，还有一些比较随意自然的作，}占如《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西狭颂》、《邮阁颂》等。《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)“以篆笔作隶书”，变圆为方，削繁成简，笔画较细但不失大气，其气魄宏伟，笔力遒劲，浑朴苍劲，官于汉代开拓进取的精神：《石门颂))结体大小不一，横笔不平，竖笔不直，转折处或方或圆，不拘定规，起收无迹，自然率意，妙趣天成，表现出介于简膜与碑犊之间的特点。笔法瘦劲态肆，雄健舒畅，颇富野趣。其文字大小错落，笔画弯曲变形，主要是山于摩崖在书写前不易打腆平招、凿刻面凹凸不平所致。